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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人食”转为“团圆宴”，预制菜年菜销售提前进高峰******

　　金汤佛跳墙、鲍鱼花胶鸡、老北京羊蝎子、海南椰子鸡……春节前夕，预制菜年菜提前进入销售高峰。

　　由于春节返乡、出行人员增多，人口流动加大，给预制菜企业备货带来不小难度，但也加大了“回家吃年夜饭”的消费需求，预制菜年菜的主题从以往的“一人食”“小家庭餐”转变为“团圆宴”“整席解决方案”等。

　　据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入局者增多、竞争强度加大，口味还原度、菜品品质被视为预制菜行业的竞争关键。伴随消费者对预制菜认知度和主动性的提高，C端预制菜的占比在不断提升，市场品牌化趋势初现。

　　销售高峰提前开启

　　“今年年夜饭预制菜市场的一大特点是启动时间早，各大平台普遍在2022年12月中旬开始设置年货场。我们发现，很多消费者提前规划过年安排，预制菜消费比平台和渠道更早、更积极。”叮咚买菜预制菜负责人欧厚喜告诉新京报记者，以往年夜饭预订高峰一般出现在春节前一个星期，今年则提前了半个多月。

　　2023年1月初，叮咚买菜就迎来年夜饭预制菜预订的首个高峰，相关菜品销量增长500%。其在平台上推出“年夜饭预制菜”预订专区，消费者可以买到主打家乡味道的“八大碗”系列，主打高端品质的海鲜预制菜，还有平台联名各地知名餐厅推出的“年夜饭套餐送到家”系列。其中“八大碗”系列上线仅半个月销量已突破10万份，餐厅联名款年夜饭一周内被抢订8000桌，避风塘炒面包蟹一天订出5000多份。

　　抢占预制菜年货市场的还有沃尔玛。2022年12月，沃尔玛发布“南北名店招牌菜”整席解决方案推出70余款预制菜品，既有经典名菜佛跳墙、猪肚鸡、松鼠桂鱼，也有地方特色代表菜如夫妻肺片等。截至2023年1月12日，沃尔玛预制菜品销量增长80%，近期增速更达到110%。

　　养殖企业、肉制品企业、餐饮企业、速冻企业等也在加紧布局春节预制菜市场。

　　主打B端市场的“速冻供应链第一股”千味央厨发力预制菜C端市场，推出岑夫子、千味解忧炸货铺、纳百味3个子品牌。速冻食品初创品牌理象国在2022年11月底推出金汤佛跳墙、鲍鱼花胶鸡礼盒。生猪养殖上市企业唐人神日前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已研发出数十种预制菜新品，并组建了研发和销售团队。龙大美食近期回应投资者称，公司有超百款预制菜产品，将依托山东、上海、四川三大研发中心向预制菜龙头目标迈进。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北京华冠、永辉、盒马等超市均已设置预制菜销售专区或专柜，消费者可以买到旺顺阁的剁椒鱼头、贾国龙的蒙古奶酪饼、正大易厨的胡椒猪肚鸡、福成股份的小炒黄牛肉、国联水产的香辣蟹钳、潭牛的海南椰子鸡，也可以买到星龙港的佛跳墙、佬广食品的鲍鱼花胶鸡、合聚合福的老北京羊蝎子等大分量盆菜礼盒。小包装预制菜售价多在15元—40元不等，礼盒装价格低则59.9元，高则接近300元。

　　从“一人食”到“团圆宴”

　　欧厚喜告诉新京报记者，春节是预制菜重要的消费场景，预制菜年夜饭也是每个品牌节前主推的品类。与日常预制菜销售不同，年夜饭预制菜多为定量生产，价格带也会随菜品品质和种类有所调整。今年过年人员流动加大，供应链有时不稳定，备货难度系数有所提升。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随着“乙类乙管”措施、返乡人员增多，兔年春节各大品牌预制菜年菜的主题设置，已从前两年的“就地过年”“一人食”“小家庭装”转变为“团圆宴”“整席解决方案”等，并将此作为突破菜品同质化的创新点。此外，提升产品品质、与知名餐企IP联名等，也是预制菜企业的主要发力点。

　　“过年吃团圆饭是中国人历来的习俗，预制菜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简单快捷地吃遍五湖四海。”理象国方面称，预制菜年菜的研发更注重分享属性以及过年的一些习俗，包装设计会以喜庆的红色居多，定位是“让家人能轻松搞定的压轴大菜。”

　　沃尔玛中国高级副总裁兼大卖场首席采购官祝骏表示，沃尔玛之所以提出“整席解决方案”，是因为目前预制菜行业品牌量级参差不齐，选品思路也不一样，有些品牌只提供一两道菜，有些把火腿、香肠、卤味等都算作预制菜。对顾客来说，选择太多反而没有聚焦，整席解决方案在如今的预制菜市场是比较创新的做法。

　　对于预制菜企业联名知名餐饮IP，一位不具名的预制菜企业负责人认为，“这种合作更多是想利用餐饮老字号的影响力带动预制菜销售，但今年很多平台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利用预制菜提升餐饮品牌的市占率。很多餐厅老板担心预制菜还原度高会把线下客户抢走，甚至要求降低预制菜的品质和口味，但事实证明，还原度高、品质好的预制菜销量反而更好。”

　　从目前企业反馈来看，品质已成为预制菜行业竞争的关键点。理象国认为，如今预制菜品牌繁多，摆脱产品同质化成为难题。随着赛道入局者越来越多，行业标准也将越来越高，企业想要脱颖而出，就要加大对产品和品牌的投入，做出更好吃、更高品质、更有特色的产品。

　　欧厚喜也认为，“竞争时刻都在，竞争大小跟赛道大小没有关系，企业做好自己才有进步空间和更多可能性。过去几年，人们对预制菜的品牌化感受不强烈，但这几年随着消费习惯的养成，品牌化已经开始出现，企业要把品质和口味做得更好。”

　　C端预制菜占比提升

　　国海证券研报显示，日本预制菜市场to B端与to C端的比例是6:4，但在国内，这一比例约为8:2，中餐企业依然是国内预制菜的最主要销售渠道。不过据部分预制菜工厂透露，C端预制菜的占比在不断提升，部分品牌在B端和C端的销售比例已达到持平状态。

　　京东超市联合蓝鲨研究院近期发布的《2022预制菜年度消费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预制菜市场规模为4196亿元，同比增长21.3%，预计2026年将达到万亿级别。我国预制菜相关企业注册数量连续10年保持增长，截至2022年底，共有6.4万家相关企业。在京东超市，2022年有超过400家预制菜品牌销售2000多种预制菜，成交额增速达160%。

　　各类预制菜品中，“招牌菜”过去一年为京东超市贡献了更多收入，其中佛跳墙、猪肚鸡、牛大骨等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90%。对于规格更大、原料更贵、工艺更复杂的菜品，消费者更愿意承受的价格范围在50元—60元。消费人群方面，2022年有62%的预制菜消费者来自一二线城市；已婚人士占74%，其中女性占比55%；31岁—41岁年龄段人群占比最高，达到46.1%。

　　另据盒马调研，“在家吃年夜饭”仍是春节主流，有五成以上用户会使用预制菜。2022年，盒马工坊预制菜销售额同比增长50%。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年夜饭主导者，预制菜成为较优选择。数据显示，“自己做+买一部分预制菜”的受访者比例为32%，享受动手料理食材的乐趣又能吃上硬菜；有21%的消费者会直接选择套餐礼盒，多为送礼或最大程度减少做菜负担和失败风险。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