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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犹存 绿色转型不易——2023年世界能源形势前瞻******

　　2023年，在地缘冲突、气候变化、汇率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全球能源安全不确定性将依然存在。

　　这场能源危机从去年延续至今，引发一些国家燃料短缺、企业倒闭、经济运行放缓，不仅迫使相关国家调整能源政策，而且可能促使国际能源格局深刻变化。

　　能源危机引发连锁反应

　　去年以来，全球能源供需矛盾急剧恶化，国际能源价格波动频繁，市场行情充满不确定性。

　　“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能源危机，冲击广度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2022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开篇这样写道。

　　作为重要能源生产国、出口国，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中举足轻重。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西方对俄发起严厉制裁，导致能源供应遇阻、价格飙涨并引发高通胀等连锁反应。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不久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欧洲电力和天然气批发价格与2021年相比已上涨15倍，如果仅靠政府补贴而不采取其他措施应对，在能源价格回落前欧洲国家补贴费用或将高达1万亿欧元。

　　这次危机凸显国际能源供应结构的脆弱性。以天然气为例，由于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锐减，欧洲进口液化天然气比例显著升高。然而，习惯通过管道进口天然气的欧洲国家，并没有足够的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

　　数据显示，乌克兰危机升级前，欧盟30%的石油、45%的天然气和46%的煤炭来自俄罗斯。欧盟想要改变这种能源供应结构，并非短期内就能实现。

　　能源价格飙升不仅困扰欧洲，更引发全球连锁反应。液化天然气价格飙升，日韩等经济体想方设法节电同时，考虑重启核电；印度煤炭进口数量一度创历史新高；不少能源依靠进口的新兴经济体、欠发达经济体不得不与发达经济体高价竞购能源。这种状况也引发全球能源市场激烈重构，美国能源出口商利润暴增，北非等天然气储量较高地区也在试图增加出口。

　　欧洲能源危机及其连锁反应加剧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众多国家通货膨胀率飙升，一些国家经济困境进一步加深。

　　能源价格短期或保持高位

　　除非地缘政治因素和全球供求关系出现根本变化，未来能源价格仍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能源供应紧张局面将持续。

　　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法提赫·比罗尔此前表示，欧盟2023年可能面临约27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缺口，约占欧盟天然气基准总需求的6.8%。国际能源署预计，全球原油市场供应也可能在2023年第三季度出现大幅短缺的局面，带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升至每桶100美元附近。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大宗商品市场展望》预计，2023年全球原油、天然气和煤炭等主要能源价格将有所下降，但仍将远高于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

　　美国标普全球商品洞察公司日前发布的《2023年能源展望》报告提到，尽管天然气、煤炭、原油等能源大宗商品价格2023年将有所下滑，但欧洲电力市场紧张局面不会有明显改善，电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将成为欧洲各国2023年重要议程。

　　未来数年，俄罗斯油气生产和出口受限将导致全球天然气供应持续处于短缺状态，加之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引发的化石能源投资意愿低迷，以及可再生能源比重上升，全球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将明显降低，甚至会频繁出现轻度供应短缺危机。

　　高昂的能源成本或将推动不少欧洲国家能源密集型企业减产、停产或转移生产。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中心负责人奥利弗·法尔克表示：“如果能源价格长期保持高位，一些行业将离开德国。”

　　能源转型远水难解近渴

　　不少专家认为，能源价格飙升将迫使欧洲加快能源转型，“被动”引入更多绿色能源，但能源转型眼下还难以根本化解能源危机。

　　2022年5月，欧盟宣布将在5年内增加2100亿欧元投资，支持加快绿色能源发展。该方案的内容包括推动节约能源、能源供应多元化、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等。这一方案还提出将欧盟2030年的能效目标从9%提高到13%，同时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欧盟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40%提高至45%。

　　英国《经济学人》刊文表示，大多数国家在2023年将采取措施，短期内加大针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投资，以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同时采取长期措施，调整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加速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2022年可再生能源》报告预计，受能源危机推动，各国可再生能源设备安装明显提速，未来5年全球装机增量有望接近此前5年增量的两倍，其中光伏发电和风能将贡献新增发电能力的90%以上。比罗尔表示，当下的能源危机或将成为全球能源系统更清洁、更安全的历史转折点。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尽管能源价格飙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但就目前能源危机状况而言，短期内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有可能不降反增，绿色可再生能源“远水解不了近渴”。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宿亮、许苏培）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2版）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不留遗憾，我们吃完年夜饭再离婚”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年后扎堆离婚？多地民政局离婚办理处大排“长龙”？近期，多个网络流传视频内容显示，部分地区的民政局离婚登记处在春节后“爆火”，甚至有传言称一些地区离婚队伍排到了民政局门口。

　　目前，上述部分视频已得到官方辟谣。记者也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到，因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一些地区年后离婚办理人数的确有所上升，但并未大排“长龙”，还有一些地区则回复称，并未出现上升现象，甚至结婚人数比离婚人数更多……

　　离婚率在近20年内逐步攀升早已不是新鲜事，记者梳理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我国全国粗离婚率(年度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示)陡然上升，离婚登记对数在此期间翻了近4倍。尽管，选择年后离婚并非真的形成潮流，但在年后办理离婚的队伍里，一些人坦言，之所以专门预约年后离婚，就是为了和孩子、双边父母吃一顿年夜饭，不留下最后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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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后出现离婚潮了吗？

　　多地民政局回应：

　　离婚人数并未陡增

　　1月28日，网上流传安徽阜阳一男子发布视频，显示阜阳颖上县民政局内仅有两对新人结婚，而离婚队伍却排到了民政局门外。一时间，年后扎堆离婚的话题在网络引发热议。

　　但很快，颍上县民政局就在1月30日对外发布了辟谣声明，称短视频内容为谣言。声明中解释，该视频所拍摄内容均位于一楼结婚登记窗口，排队人员均为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众，而离婚登记窗口在二楼，该信息视频系偷梁换柱、混淆视听。

　　无独有偶，另一位网友也在近期发布了江西上饶鄱阳县民政局离婚室门口排长队的视频。据此，江西上饶市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视频中的具体情况正在核实中，但从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数据来看，离婚业务量与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

　　年后离婚高峰期是否真实？记者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了相关情况。总体来看，多个民政局工作人员都表示：“年后办理结婚和离婚的人数的确有所增加，但总体仍处在平稳期。”

　　1月31日，济南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当天上午的工作时间来看，申请办理离婚业务的人数为5对，办理结婚业务的人数为3对。处于正常状态，并没有所谓结婚、离婚高峰期。”

　　然而，扬州市民吴女士告诉记者：“我在年后第3天办理了离婚手续，的确有排队，但没有大排‘长龙’。”吴女士表示，自己并非特意选择在年后离婚，只是年前的预约日期、人数已满，恰好预约到了年后第三天。

　　吴女士告诉记者，她当天上午10点左右她来到当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排队时间也并未超过1小时。“有排队可能是因为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所以都放到年后来办理，人数自然有所增加。”

　　杭州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接线员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虽然还没有近期详细统计数据，但年后无论办理离婚还是结婚的数量，一般都会有所上升。”该接线员解释，这是因为过年期间民政局不办理业务，因此导致结婚和离婚申请积压。这是正常现象，并没有明显陡增，依旧处于平稳期。

　　此外，记者还致电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和平区等多个婚姻登记处，上述地区工作人员均表示，节后办理离婚的人没有明显增多。其中，河南郑州市民政局则提出，年后民政局办理离婚的申请没有剧增，反而来办结婚的人数增加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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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服务业从业者：

　　回谁家过年、家务如何分担等

　　成年后离婚推手

　　尽管吴女士在年后办理离婚属于巧合。但也有人为了吃上最后一顿团圆饭，才故意选择了年后办理离婚手续。

　　“我们本来商量好了在2022年的12月末离婚，但是想带着孩子在两边吃上最后一顿团年饭，所以我们还是把离婚的日子敲定在了年后。”

　　现年39岁的梁女士，1月31日下午在无锡当地办理了离婚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当天上午就办理完结，也没有大排长队。但讲起自己的离婚经过，梁女士还是有些哽咽。

　　结婚近10年的梁女士和前夫育有一个女儿：“虽然孩子只有6岁，但她已经知道离婚的意义，表现得很难过。”尽管孩子最终由梁女士抚养，但女儿对爸爸的不舍梁女士也看在眼里。为了弥补孩子的这份缺失以及向双边父母当面解释，梁女士最终与前夫商定，将离婚日子选在年后。

　　过年期间，梁女士和前夫带着女儿在婆家和娘家分别吃了团年饭，并向双边的父母表达了感谢。在梁女士看来：“我们夫妻走向离婚并没有深仇大恨，只是观念不和。”而这最后的团年饭，也是梁女士不愿为自己和家人在留下遗憾。

　　“实际上，过年期间就咨询离婚、年后办理离婚的人的确会有所增加。”一家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其公司成立的近3年里，他能明显感觉到，每年岁末年初，都是公司业务量比较大的时候。

　　据黄先生介绍，他所经营的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其中一些业务就是帮助夫妻重塑婚姻，解决婚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从我们遇到的案例来看，过年期间出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在谁家过年、过年时和长辈相处遇阻，分担春节期间的家务等等，都能成为婚姻走向破裂的推手。”

　　在黄先生的记忆里，曾经就有一位男士提出，因年后想带妻子回村里的婆家过年，过年期间妻子又承担大量家务，最后妻子才有了离婚想法。据黄先生介绍，该男子因自己老家的习俗，已多次带妻子回婆家过大年三十，直到大年初二才能回娘家。而这也造成妻子多年的不满。此外，过年期间家里的家宴也都由妻子和婆婆负责，长期下来，妻子有了怨言。

　　在黄先生的劝和下，该男子的婚姻最终没有破裂。但也有一些夫妻因春节的各项繁杂事物，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即便经过了离婚冷静期，最后还是选择了在过年后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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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专家：

　　避免冲动离婚

　　需将相关社会服务制度化

　　离婚率的攀升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自2003年开始，我国离婚率便开始走入上升通道。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10年来粗离婚率数据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全国离婚率有了明显攀升，但自2020年后，离婚率却有明显下降。

　　历年统计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离婚登记达到133万对，粗离婚率为1.05‰，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16年离婚登记升至415.82万对，全国粗离婚率首次到了3.00‰以上；直到2019年，离婚登记达到470.06万对，全国粗离婚率升至3.36‰，成为近10年来离婚峰值。

　　从2003年到2019年，这16年里为何我国离婚率连续走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文军告诉记者，这背后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

　　其一，从宏观方面来说，由于社会变迁和转型节奏加快，对传统意上的夫妻分工和家庭结构形成冲击，越来越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社会地位提升，经济从属性降低，带来的家庭稳定性也随即打破，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离婚的可能性；

　　其二，从微观方面来说，社会进步带来的人们思想解放，对传统婚姻的理解发生变化，不再认为离婚是不好的行为，也让更多人敢于追求个人幸福，向低质量的婚姻说不，因此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

　　在文军看来，离婚率走高的背后，也反映出了我国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互助网络建设以及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不足的症结。“尤其是年轻人的冲动离婚，我们除了行政手段干预外，目前仍旧缺乏有效的社会服务来化解，社会组织提供的优秀解决办法乃至情感咨询和疏导仍旧不足。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2019年后，我国离婚率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到2020年，离婚登记从超470万对降至433.9万对，粗离婚率回落至3.09‰；2021年则降至283.93万对，粗离婚率下降到2.01‰。

　　对此，在文军看来，2019年后离婚数据回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我国离婚率上升16年后回落，说明已经达到来峰值，开始向平稳状态过渡。”此外，文军表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几年离婚率下降提供了“土壤”。

　　在文军看来，要想避免类似年后冲动离婚的现象出现，各地社会化服务应该跟上，并逐步将社区情感动员工作、婚姻咨询工作、社区调节工作，心理情感建设工作等纳入制度化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吴阳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