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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十大动员，习近平再释中共前行姿态与行动逻辑******

　　(近观中国)为二十大动员，习近平再释中共前行姿态与行动逻辑

　　中新社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黄钰钦李京泽)7月26日至27日，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在这次以“迎接党的二十大”为重要主题的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的中共党建学者认为，此次会议是党代会前的一次重要吹风会，面向党内关键少数，习近平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作全面动员和部署，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同时，也对外传递出中共未来的前行姿态与行动逻辑。

　　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将科学谋划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外界注意到，关于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用三个“事关”强调大会的重要性：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还强调，新征程上，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这一为二十大定调的表述具有明确的指向作用，也正好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等关键性问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希贤表示。

　　从中共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详细阐述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他指出，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总结十九大以来的5年时，他表示“极不寻常、极不平凡”。

　　这8个字里，饱含社会的共鸣：千年小康与百年中共“相遇”，绝对贫困全面消除；当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具体可感；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在斗争中得以维护……有评论指出，一件件具体的事件串联起每个人的共同记忆，共同构建起全党全国面对未来的信心。

　　在中共历史中，党代会不仅是对一段时间内事业的总结，也是谋划未来的思想动员会。在讲话中，习近平向全党明确二十大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要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望”，“重点部署未来5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回溯过去，中共十九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如今，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未来5年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强调，搞好这5年的发展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科学谋划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将是党的二十大面临的关键任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晋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国际国内大势的分析表明，党的二十大对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在步骤上会更加具体，并将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未来的风险与挑战同样“风高浪急”，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对于一个百年大党而言，在未来道路上应保持何种前行姿态？对此，习近平在开班式上明确指出，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具体挑战，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时刻不能放松。”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杨金海指出，这场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党建问题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向外界明确传递出中共面向未来的“赶考”姿态，这一清醒认识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政治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龚云进一步表示，这一前行姿态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和自觉，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征程上将继续勇于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对过往的总结，还是对未来的展望，党建专家认为其背后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行动逻辑：为了人民。在讲话中，习近平特别强调，“前进道路上，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张希贤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从“以人民为中心”到“人民至上”，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到“一切为了人民”，“人民”二字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服务的主线一以贯之。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党的初心使命。”杨金海认为，“在新征程新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前行姿态与行动逻辑和奋斗目标、初心使命相互映照，始终如一。”(完)

东西问·镇馆之宝丨唐淼：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长春1月13日电题：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作者唐淼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发挥独特作用。东西方酒文化源远流长，相关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关于酒器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酒器作为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同样历史悠久，而且千姿百态。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一件中国商代的酒器——兽面纹牛首尊。从这件文物中，可以清晰窥见中国古代礼制的缩影和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酒文化故事。

　　“三牺尊”为何特别？

　　这件“兽面纹牛首尊”又名“三牺尊”，为商代的青铜器，是中国的国家一级文物。中国古代由青铜制成的“尊”，特指一种侈口、鼓腹、高圈足、形体较宽的盛酒器。此尊圆体造型，大敞口，鼓肩，圆弧腹，高圈足；颈部饰三周平行凸弦纹，肩、腹连接处等距离排列三个浮雕式牛首，每两个牛首间各饰一幅以卷云状扉棱为中心的小兽面纹，肩部上下各饰一周圆圈纹以作横向分隔；腹上部分饰一周夔龙纹，下部饰连体兽面纹，兽面圆睛突出，双角作S形，末端内卷；圈足上部饰两周平行凸弦纹和三个大十字形镂孔，下部为三组尾巴上卷的小兽面纹。这件尊的纹饰特别繁复，主要以三只牛首为主题布局纹饰，为商代晚期流行的风格。

三牺尊。受访者供图

　　商周时期，王公贵族在大型活动中普遍使用牛、羊等牲畜，并以青铜器盛酒置于活动场所之中完成仪式，根据社会等级的高低采用对应的器具和规模，进而形成庞大而规制的礼制系统。《国语·鲁语上》记载：“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载：“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上述文献所载的“牺牲”，特指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现代意义的“牺牲”一词也源于此，经衍生后多作动词用，意为一种具有高尚意义的奉献行为。正因如此，这件精美的青铜盛酒器也根据其独具特色的三个牛首装饰，被定名为“三牺尊”。

　　诸多酒器种类之中，不同时代流行不同的风格和样式。这件“三牺尊”所呈现的造型和装饰特征，充分体现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具有断代意义。青铜器纹饰既可作为判断器物时代的依据，也折射出彼时人群的精神内涵，以活牲作为祭品，将盛祭祀用酒的尊饰以兽形纹饰，很大程度上应是商人对神明忠诚的一种表达。

三牺尊局部。受访者供图

　　青铜尊作为商周时期的大中型盛酒器，是一种典型的礼器，在祭祀或宴饮中常常与青铜爵、斝等盛酒器搭配使用，而在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又常与青铜卣或方彝等盛酒器伴生共出。依《周礼》所记，尊有六种：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目睹“三牺尊”的细节，了解它的来历，仿佛跟随殷商时期的祖先穿越回酒文化兴盛的中国传统礼制社会。

　　酒器如何产生？

　　从文明起源的视角回溯，史前的中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发祥并壮大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证据充分表明，因农业日渐发达而产生的粮食贮藏现象已出现。温湿度变化致使粮食发酵后呈现特殊口感，被先人的味蕾定义为一种美味的饮品，于是酿制酒应运而生。

　　此后，饮酒时的味觉体验和精神愉悦，使酿制酒逐渐成为夏商周时期部落首领和王公贵族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到商周时期，社会等级和阶层已经固化，礼制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普遍标准，青铜酒器也成为祭祀、宴饮、战争等重要事件的仪式表征。

　　中国历代酒器以青铜器、漆器和瓷器闻名，大多成套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除今天所见的“三牺尊”外，青铜酒器中煮酒器、饮酒器、贮酒器一应俱全，还出现了较为奇特的被称为“兕觥”的角形饮酒器。

商代龙纹兕觥。张云摄

　　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历经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结束，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商周以后，酒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绵延至今。随着制酒业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除谷物酿制酒之外，中国后来也出现了葡萄酒、蒸馏酒、啤酒等类别，造型和功能各异的酒器更是层出不穷，成为酒文化的重要物化载体。

　　不仅中国酒器源远流长，古代西方的酒器也颇有历史可考。在西方，覆盖地中海沿岸大部的古希腊地区率先继承了古老的葡萄种植技术和酿酒工艺。与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相比，该地不适于种植谷物，但独特的气候却为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葡萄种植条件。由于古希腊文明超强的交流与影响力，葡萄酒文化逐渐传播至欧洲内陆地区，进而成为西方酒文化的主流。

　　相对于古代中国的“三牺尊”和角形“兕觥”时代，古希腊同时期也出现了角形“来通杯”，从陶制、兽角制到金属制，“来通杯”被长期沿用、广泛传播，从作为宗教祭祀的祭器逐渐演变为宴饮葡萄酒的酒器。地处北非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25年)出现了最早的玻璃容器，后来随着玻璃制法的成熟和普及，玻璃器皿在西方被更广泛地用于盛酒。

　　东西方酒器有何文化溯源？

　　以牛、羊等动物形态支撑杯身造型的“来通杯”与中国的“兕觥”虽有相似，但在文化根源上迥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中国和西方的两种传统。

　　关于酒的源起，中国古史《战国策》有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文献中的仪狄成为酒的发明者，是为“人造”；希腊神话中则流传酒神狄奥尼索斯担任葡萄种植者的守护神一职，是为“神造”。

　　从东西方酒器的使用习俗来看，传统的东方酒器更讲究配套使用，主要用于盛装粮食酒，饮酒时关注的是人，酒的自然属性被淡化，社会功能被提升；西方玻璃酒器则追求透明，以便观察葡萄酒的成色及品质，注重喝什么酒应用什么酒具，甚至每一种酒都有其固定杯型，此外对酒自身口味的感受也尤为强烈。

　　近现代以来，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生产的工业品大量涌入中国，这对中国酒器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玻璃制品越发受欢迎。随着世界文明不断向前演进和东西文化的相互影响，酒器制作工艺也不断发展变化，进而形成了璀璨瑰丽的各类造型。

　　从这件商代“三牺尊”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历程，可以进一步了解，酒器不仅能反映风俗习惯，更能投射出人群的社会秩序、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意识领域的规律。随着文化交流与融合，东西方酒器也日渐趋同，是为殊途同归。正是人类文明的多地起源与交流互鉴，才使我们能享受如此丰厚的物质文明成果，感受如此丰富的精神世界，并为构建相互包容、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完)

　　受访者简介：

　　唐淼，1980年生人，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吉林省文物局重大项目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中国北方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7部，主持策划博物馆陈列展览10余项，编写文物保护规划、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技术文本10余部，主持或参与科研类项目60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