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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众彩票登录2024-01-31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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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就业优先，要理顺四个机制******

　　作者：梅伟惠（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副主任）、邵頔（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当前，高校毕业生已经成为新增的就业主力。确保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既是受教育者顺利实现从校园到职场过渡的关键事件，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有必要理顺以下四个机制。

　　构建适应需要的能力发展机制

　　2022年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指出，“随着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结构转型重塑全球就业格局，创造以人为本的体面工作将成为更加艰巨的挑战。”在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重复性的、机械性的工作将有很大可能性被人工智能取代。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自动化时代的劳动力转移》报告通过分析自动化浪潮下不同国家11个行业大类的岗位需求变化，指出至2030年全球将有3.75亿人口面临重新就业的挑战，需要学习技能，其中中国占1.02亿左右。

　　新一轮产业革命对大学生的数字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系统思维能力、问题解决问题、团队合作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教育机构需要将就业创业力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才能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转化。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面向2030和2050的高等教育绘制的六大变革方向，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不是仅仅给高校毕业生传授一次就业或二次就业所必需的技能，而是需要高等教育作出系统性变革：一是提供平等和可持续的高等教育入学途径；二是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学习体验；三是推动跨学科、学科内的开放与交流；四是为青年和成年人提供终身学习的途径；五是构建多样化和方式灵活的综合学习体系；六是以技术赋能高校的教学与研究。

　　搭建共同参与的机会供给机制

　　在新的就业形势下，政府、高校、用人单位等各利益相关方应通过共同努力，实现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将高校毕业生群体列为就业关注的重中之重，相继出台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自主创业、参军入伍、学术深造等政策，以人为本，分类引导，不断拓展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同时，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释放新的就业潜能。

　　高校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来应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一是根据社会需求调整教育教学培养方案，让高校培养与社会需要接轨，以就业导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缩小供需矛盾；二是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抓住数字经济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契机，以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三是进一步加强职业生涯教育和就业创业指导，通过实习、见习、实践和大规模、高质量毕业生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高校毕业生为就业做好准备；四是主动联系企业开拓优质用人单位市场，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和渠道，提高岗位供需的匹配度和有效度。

　　健全保障帮困资源补偿机制

　　当前我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全部在校生总人数的23.06%左右，其中不少人在就业过程中处于劣势。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提出了要求，我们要着力完善资源补偿机制，帮助困难毕业生群体顺利就业，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公平。

　　针对困难毕业生群体，一是建立健全工作体制机制，包括经济资助体系和帮困助学体系，完善就业困难帮扶长效机制和预警机制等，实现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全生命周期关照；二是采取精准指导和精准帮扶工作，实施“一生一档”和“一生一策”，针对就业困难个体开展有效帮扶结对、岗位定点推送等服务工作；三是充分发挥朋辈互助和榜样激励的作用，提高帮扶有效性，提升就业群体的自我认同感；四是通过提升就业能力、加强招聘服务、提供财政补贴、完善社会保障，重点帮扶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有残疾的、较长时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等困难群体顺利实现就业。

　　完善就业观念和就业心态调整机制

　　从全球趋势看，就业压力的增大催生了一大批“既不就业也不接受正规教育或培训”的“尼特族”（NEET,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 Training）青年。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平均大约有16.1%的18～24岁青少年为尼特族，而在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意大利和土耳其，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25%。尼特族青年不仅错过了当下的学习和就业的机会，而且可能对其长远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如较低的就业率和较低的收入、较差的精神状态和较大的社会排斥等。

　　“慢就业”风潮近年来也在我国高校毕业生中兴起。社会和高校应该正视这一现象，一是要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价值观，充分发挥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二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在就业过程中的作用，营造积极的就业心态，切实帮助学生缓解现实焦虑，切勿好高骛远，同时也避免就业“内卷”，提高抗挫折能力；三是建立健全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体系，帮助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精准开展就业指导；四是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的作用，家校协同联动，杜绝“懒就业”“怕就业”等现象。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0日 15版）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摄

　　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摄

　　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摄

　　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