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新时代一流高等教育,推进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并特别强调了教育、科技、人才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对此,我们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须将二十大精神具体落实到办好人民满意的新时代一流高等教育上,落实到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强国上,切实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正确方向。高校党组织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应对错误思潮、违法乱纪、学术腐败等各种风险挑战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塑造风清气正的高校生态。要切实执行中央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大政方针,有效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纠正片面的人才评价标准和绩效观,打通高校“最后一公里”。要科学谋划、统筹协调,有效开展学校层面的顶层设计,用清晰明确的制度规范引导和管理校内教学科研机构和各职能部门,最大限度提升有限教育资源的运行效率。要深入一线多开展走访调研、恳谈交心,掌握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把党的关心关爱传递到每一位师生员工,加强群众对党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要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支撑做实,必须坚持“德者,才之帅也”的立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塑造未来人才的高尚品德修养,不惧风险、不受诱惑、堪当伟业。要为青年树立理想信念的明确标杆,引导其无愧于前沿性、专业化、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定位,矢志成长为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建设的先锋力量。要引导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认同,自觉同歪风邪气划清界限并开展斗争,在当今世界范围激烈的人才争夺中,引导新时代青年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要为青年提供品德养成的有效平台,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格局,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学者专家倾情投入,提高学生接受思政教育的获得感和实效。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着力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坚持以“四个面向”为引领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高校学术研究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自觉汇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事业,并转化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提升上。要对接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制定既长远又可行的目标,整合学术资源有重点地建设,“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不畏难、不浮夸,不断生成具备真情怀的科研队伍,不断提升具备硬实力的科研绩效,形成创新成果渐进式积累和颠覆性突破的辩证统一。要适应当今世界新型竞争态势,善于在新时代对外开放中合作和竞争,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学术研究领域追求领先度、声誉度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竞争力、话语权有机联系起来。要辐射带动全社会发展进步,引导师生立足中国大地做研究、写文章,以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源源不断输送人才为主渠道,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引领。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创新谋划学科建设布局,发挥学科建设对于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要以国家和地区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优化学科结构,强化学科基础,凝练学科方向,超前谋划新兴交叉学科布局。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打造高水平学科平台,深耕细作基础力量雄厚、学科实力过硬的优势学科,重点发展跻身前沿的优势特色学科,积极布局引领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兴学科,抢占学科高地。要深化问题导向,创新学科组织模式,突破传统学科边界壁垒,以学科群建设为抓手,推动形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的全学科有机融合。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目标深化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构建长期稳定的对外合作交流机制,拓宽师生国际视野,增长师生国际见识,激发师生国际交流合作的热情与实效。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使命,培养心怀“国之大者”、脚踏实地奋斗的新时代人才。高校一切办学、教学、研究、建设,归根结底要让人才把青春的绚丽之花绽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落实到脚踏实地沉潜奋斗的长久行程中。要引导学生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树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大志,争做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要培育学生增强本领才干,“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必须让其惜时如金、孜孜不倦、心无旁骛,自觉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锤炼、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经世致用、全面发展的大才,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要指引学生瞄准改革实践,“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必须让其知行合一、求真务实,守正创新、迎难而上,担当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的大任。
上海财经大学有效落实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人才培养正确方向。始终将科学研究作为学校基础工作,推动“顶天立地”科研育人。鼓励教师扎根中国大地、紧跟学术前沿,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强化教学投入,推动教材体系、教学环节改革创新和科研优势转化,实现科研教学有机融合、双向促进。始终将学科建设作为学校的龙头工作,以一流学科高质量建设推动学科育人。全力建设“应用经济学”一流学科,打造应用经济学学科特区,加快新文科建设,推动信息技术与经济管理等主干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积极布局符合时代所需、具有上财特色的学科体系,夯实学科育人根基。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学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破解教育改革发展难题,打造具有学校特色的“三全育人”思政教育体系,努力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全球视野和民族精神,富有创造力、决断力、组织力、坚韧力的卓越财经人才,为办好新时代一流高等教育、推进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进行上财探索、作出上财贡献。
(作者:许涛,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5版)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