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一对生肖窗花描绘生活愿景,赠亲友一身红衣裳阻挡“本命年的坏运气”,好事将近算一卦最佳婚配属相……随着中国农历兔年的到来,生肖文化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作为中国民间普遍使用的记录生年与属相、推测命理与运势的文化体系,十二生肖已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相继在东亚、南亚和拉美国家催生出特有的文化传统。
十二生肖蕴含着何种中华文化脉络?为何称它是东西方交流的独特文化资源?生肖兔又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和选择的?阿根廷汉学家伍志伟(Gustavo Ng)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深度解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你为什么将中国十二生肖文化作为研究领域?
伍志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中阿友谊的增进,许多阿根廷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近年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国城每年都会举行大型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吸引大量民众参与,阿根廷人与中国文化得以近距离接触。
预测运势和命理是阿根廷人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介绍中国生肖文化的书籍在当地也十分畅销。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生肖被阿根廷女演员卢多维卡·斯奎鲁(Ludovica Squirru)介绍到阿根廷后,便一直受民众追捧,30多年来,她每年为民众提供一本未来运势的“答案之书”,仅2017年出版的鸡年生肖一书便卖出12万册,超过著名作家博尔赫斯作品的当年销量。
我认为,生肖文化是深入了解中国的切口,只有贴近中国文化土壤才能深入理解其中的意涵。研究生肖文化可以理解其沿袭千年的习俗,还可以借鉴其实用价值。
三位孩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春节生肖礼品店前。廖攀 摄中新社记者:十二生肖体现了中国人怎样的文化观和宇宙观?如何通过十二生肖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伍志伟:生肖文化的历史脉络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中国文化谱系的“传统”如同一块巨大的地毯,每一代人都在“地毯”上编织或修补,最终形成一块拥有几千年历史、统一完整的“地毯”。这种创造历史的方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十二生肖的运行法则体现了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方法论。当人们身处一种文化当中,便是通过这种文化看世界。在中国文化中有种典型的思维方式:为了明白它,必须进入事物内部,将自己转化为它。比如,一个人属猴,生肖便会帮助那个人进入“猴子模式”,从猴子视角看世界,并告诉人们如何行动。
生肖文化蕴含了中国文化认知中的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生肖如同一个拥有很多门的空间,每一扇门都可以带领人们寻找中国的文化、历史、民俗、神话和哲学。当我们试图打开盒子解读生肖文化,就会发现里边有丰富的线索,一个盒子里面还有另一个盒子,不断抛出新的问题。
牛年春节前,一尊牛雕像出现在美国旧金山知名景点39号码头。刘关关 摄中新社记者:作为推断人们运势和命理的方式,中国的十二生肖和西方的十二星座有何异同?
伍志伟:中国的十二生肖和西方的十二星座都是天文历法研究的产物,都为人们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线索。
中国古代使用天干地支纪年,将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相结合,将每一个生肖年出生的人认定为属该生肖,赋予品格、运程等不同寓意。星座起源于古巴比伦人观察出黄道十二宫的天象,将天象中的某个区域称作“星座”,用此计量时间。公元2世纪,古希腊人将星座与神话故事相结合,才产生今天广为流传的星座名称。故而,两者都源自古人计量时间、与自然共生的需要。
不同的取向在于,生肖不是通过星辰在宇宙中的位置来预测,而是综合考虑整个宇宙的力量。在生肖文化中,世界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组成,可相互生克。而西方认为构成世界的四大元素为土、火、气和水,是指四种静态永恒、不可互换的物质。在中国文化中,事物是永远变化的,这种动静的差异是深刻而具有影响力的。
美国旧金山市民在唐人街春节花市上购物。刘关关 摄中新社记者:不仅在中国,东亚的韩国、日本,东南亚的泰国以及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等国家也有生肖文化传统,生肖动物在不同文化语境下有何不同意义?如何借助生肖文化,促进东西文明交流互鉴?
伍志伟:以生肖兔为例,因兔子多子,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人们视兔子为生命的创造者、复活节的象征,于是,生肖兔便有了繁衍、新生等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流传着“玉兔捣药”“狡兔三窟”等故事,兔子被赋予了长寿、机敏等寓意。当然,不同文化中的生肖兔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容易害羞、需要和谐、拥有天赋等。
生肖动物是生命神话缔造的遗迹,被人们沿用千年必有其特殊之处。一方面,作为人们自然崇拜的产物,生肖动物具备图腾的象征意义,有助于人们形成对家庭、群体、社区乃至国家的身份认同。属兔、属马、属牛,让人们的身份区别于其他属相之人。另一方面,像许多古老的文化习俗一样,生肖动物的文化意涵通俗易懂,能跨越国别、语言和种族,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理解。因此,它是与西方交流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
当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步已经迈出,第二步尚未实现。由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异,理解异国文化时难以使用该国的话语体系理解,而是把“我们的”投射到他们的身上,这就容易产生隔阂。因此,中国的传播者应当倾听当地民众的声音,了解所传信息是如何被受众接受的,而不是只报道传播者感兴趣的内容。西方民众也应当走出文化的舒适区,向西方文化以外的他国文化敞开大门。
四川成都,外籍友人与生肖立牌合影。安源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农历兔年到来。你曾表示“生肖是体现宇宙能量流动的方式之一”,能否结合兔年生肖阐释不同能量状态的生肖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和选择?随着科学的日益昌明,生肖文化能否持续传承?
伍志伟:生肖“兔”在十二生肖排行第四,对应十二地支中的卯,兔年即卯年。具体来说,一个生肖年持续一个农历年,每十二个生肖年为一个循环周期。另一个周期即“五行”,每个“行”持续2年。如此形成了两个互补的周期,整个周期持续60年。故而,2023年对应天干为癸,地支为卯,五行属水,故为水兔年。
不过,生肖文化并不是简单在生肖动物前边加上“行”的特征,而是努力理解每一个“行”,不同能量状态的“行”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五行的“相生”和“相克”。
生肖兔赋予了属兔的人们伟大的天赋:正确地完成所有必要的任务、为家人提供安全保障。属兔的人们非常爱他们的家人,并将他们的亲人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兔年出生的人还将强烈意识到虎年遗留的诸多危险。他们会意识到,为了维持稳固的家庭生活、职业发展和经济地位,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安全的基础,一个坚实的平台,支撑不可预见的情况、外部的攻击和内部的弱点。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研究,是否具有普适意义还需进一步探讨。
泰国民众在曼谷唐人街“灯光隧道”前合影。王国安 摄中国的生肖文化已被许多人使用、锻造和改进。现代科学在中国有着非凡的活力,但是占卜、五行、生肖等古老的传统逐渐被纳入到“非理性”的范畴,甚至被现代科学误读。我认为,生肖不是一个装饰性的元素,而是有血有肉的知识,成为个人经验和个人的一部分。我相信,这种传统在未来的某一刻会被拯救,焕发出新的生机。(完)
受访专家简介:
伍志伟(Gustavo Ng),阿根廷汉学家、知名媒体人、中国问题专家、《当代》杂志主编、阿根廷国会大学研究员。曾供职于阿根廷《号角报》、日本《读卖新闻》和西班牙《世界报》等国际主流媒体,2011年创办《当代》杂志,系统向拉美读者介绍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推动增进中拉交流。著有《鸡年》《狗年》《牛年》《你需要知道的关于中国的一切》《中国:超越贫困》《穿越中国的10134公里》《秋天的蝴蝶》等。
东西问|牟岱:“查海巨龙”何以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中新社沈阳12月21日电 题:“查海巨龙”何以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专访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 作者 孟令卓 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出土的石堆“查海龙”等文物轰动国内外考古学界,奠定了北方辽河流域溯源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基石。中华民族龙图腾的精神标识与“查海文化”有何历史渊源?尘封近半个世纪的“查海遗址”为何亟待启动?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怎样理解“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可能? 牟岱:1986年开始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聚落遗址,遗址面积3万多平方米,其中主遗址现存面积12500余平方米。除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还包括“他尺西沟遗址”“程家梁遗址”和“贾家沟遗址”等多处文化遗址,构成了独立的类型文化。考古发现表明,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龙”“世界第一玉”、石雕神人面像等遗物,展示了特征鲜明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文明水准。 贾家沟遗址地表陶片。受访者供图近几年来,国内很多地方发现了距今万年至八千年左右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但大都晚于“查海遗址”而发现,且历史影响和文化影响远不及“查海遗址”,无法替代“查海遗址”目前在全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独一无二的万年文化史地位。到目前为止,“查海遗址”是辽宁省和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悠久、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并且具有明显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标志(龙符号和玉文化)。考古证明,距今约10000-7000年历史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了可能。 程家梁遗址处散落碎陶片。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我们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您如何看待“查海遗址”出土的巨龙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牟岱:龙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象征,它的起源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古代文明的孕育发展紧密相关。目前,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等地都发现了中华民族史前龙崇拜的遗迹或遗物,已经发掘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标志性象征的各种大型巨龙。这些巨龙主要用于华夏古代先民宗教崇拜和祭祀等,其中包括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的“查海遗址”(大体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10000-7000年,但不同于兴隆洼文化)发掘出用石块堆成的“查海龙”,查海石堆龙全长19.7米,龙身宽1.8-2米,头部宽5米;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龙虎贝壳摆塑龙(仰韶文化时期距今6500-6000年),贝壳龙长1.78米,高0.67米;湖北省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的“焦墩遗址”(距今6000-5000年)发掘的鹅卵石摆塑“焦墩龙”,鹅卵石摆塑龙全长7米,躯干长4.46米,高2.26米。 其中,辽宁阜新的查海石堆塑龙是中国辽河流域文明中出现的巨龙,可称为辽河第一龙;河南省濮阳的贝壳摆塑龙是黄河流域发掘的巨龙,堪称黄河第一龙;湖北省黄梅县的焦墩鹅卵石摆塑龙是长江流域发掘的巨龙,被誉为长江第一龙。在这些已知的巨龙形象中,尤以辽河流域的“查海遗址”发现的“查海龙”形象年代最早、体型最大,距今约10000到7000年。 所以,“查海龙”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巨龙形象,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地区也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能够佐证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龙文化的最早发源地。因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目前中国最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历史文化。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除发现“查海龙”外,还发现两块陶器上浮雕带有鳞片的龙,这比先前发现红山文化(6000年左右)的玉猪龙还早近2000-3000年,是更原始龙的雏形,堪称“华夏第一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龙”证明龙崇拜起源于母系时代,到了父系时代,龙的功能经历了从农业氏族社会的保护神到部落联盟的保护神的转化过程。为此,他为辽宁“查海遗址”文化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也表明中华民族以龙为独特民族信仰的历史至少具有约10000到7000年。 阜新查海遗址。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在辽河流域溯源中华文明中,我们常听到红山文化,“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怎样充分实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其与“红山文化”的渊源体现在哪里? 牟岱:以往,通常的说法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浙江杭州“良渚遗址”印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时期)的发现,将中华文明提前了1000年;而“查海遗址”的发现,则把中华文明的探源在红山文化基础上又提前了2000-3000年。在内容上“查海遗址”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点,尤其是从“查海遗址”中发现最能代表中华文明民族特点的龙(石堆龙和龙纹陶片)、玉器、村落、最早的基础文字(陶器上“之”字纹)、以龙为首的原始宗教等。这些为研究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和文化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是属于中华文明万年至七千年历史的根脉研究。早在1985年,苏秉琦先生就认为,“查海遗址”出土遗物证明“查海遗址”文化应当是红山文化主源之一和前身。 中新社记者:“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亟待发掘和深入研究的意义何在? 牟岱: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这为文化强国建设提出了新任务。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距今约有10000-7000年历史、亟需不断深化研究的中华文明源头文化之一。发掘研究开发“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有利于探究生生不息的文明“根脉”;有利于从中国北方地区填补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根源研究工作的空白;有助于实证中华万年文化史;更有助于夯实研究文化自信建设工作的基础。启动“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发掘研究工作,并将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部分,这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意义重大,对守护精神家园、讲好中国故事等都有深远影响。
中新社记者:您对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有哪些建议? 牟岱:其一,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发掘工作,可以结合辽宁地区的中华文明资源实际,设立“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考古专项。 其二,建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家园基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有利于增强全球华夏子孙的民族自豪感。以“查海遗址”这样具有“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的类似遗址文化为基础,建立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精神家园基地和博物馆,打造全球华人寄托民族信仰、民族情怀的考古文化名胜,供全世界华人归乡省祖,形成全球化的民族精神信仰共识和民族凝聚力。 其三,加强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宣传,增强文化自信的文明历史要素。 建议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中的“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村”“世界第一玉”等能够充分说明中华文明万年文化起源的实物证据进行大力宣传,讲清楚类似“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其四,加大对现存“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的保护和投入。 从保护中华文明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高度,重视现已发现和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各个遗址的保护,打破文物保护级别的限制;从展示和宣传民族悠久历史文明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投入更多维护成本和资源,保存好现有遗址。此外,制定包括前红山和红山文化在内的考古发掘和保护计划,将其置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总体指导下,进行科学发掘和研究。(完) 受访者简介: 牟岱,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入选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四个一批”人才,全国首批文化名家。 博士毕业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出版学术专著4部,合作出版学术专著11部。主要研究领域:哲学和文化、东北亚国际政治、智库研究等。研究成果被国家批示采用50余项,被省部级批示7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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