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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
建立“休挖期”与“保护基地” 青海政协委员建言保护“软黄金”******
中新社西宁1月17日电 (祁增蓓)制定冬虫夏草合理采挖与控制政策、严格禁止商业性质的挖幼虫、卖幼虫行为、建立冬虫夏草野生种质资源保护基地……正在召开的青海省两会上，青海省政协委员为保护“软黄金”冬虫夏草建言献策。
中国冬虫夏草的产量占世界产量的98%，而青海冬虫夏草占中国60%以上的产量，是世界冬虫夏草当之无愧的主产区，也是青海省虫草产区农牧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冬虫夏草天然资源十分宝贵，因此也被称为“软黄金”。
据统计数据，青海省冬虫夏草年产量约80吨至100吨，年产值180亿元(人民币，下同)至200亿元，数百万农牧民因此受益，特别是在核心产区，冬虫夏草成为农牧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青海省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魏立新17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冬虫夏草产业的发展关乎百万农牧民生计与稳定。
“超时超限采挖，可能导致冬虫夏草子座子囊孢子在成熟前就被挖走，随后几年冬虫夏草产量便会不断下降，最后影响的还是当地的农牧民。”魏立新希望，青海能尽快制定冬虫夏草合理采挖与控制政策，设立冬虫夏草采挖控制区，实行可控制性采挖。
魏立新说，同样迫在眉睫的还有对采挖期限的规定。“南方有休渔期，我们可以设置休挖期。由于海拔、气候差异，具体时间可与当地政府、牧民等商讨后决定，建立适合各产区的冬虫夏草‘采挖期’与‘休挖期’制度。”
青海省政协委员、玉树藏族自治州工商联副主席格扎与魏立新有同样的想法，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来，玉树在协调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不断努力，对冬虫夏草的采挖变得更加规范，牧民的生态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对冬虫夏草的保护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格扎说，相比于产量下降给牧民造成收入下滑的影响，他更加担心不规范的采挖对生态和资源带来不可估计的后果。
“2012年左右，我们在调研时发现有些冬虫夏草主产区的草场被转包，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承包商往往采取毁灭性的采挖，包括采挖冬虫夏草幼虫，使得冬虫夏草资源难以实现自我修复。”魏立新说。
魏立新认为，除了严格控制私人采挖转让，禁止商业性质的挖幼虫、卖幼虫行为之外，还应在冬虫夏草自然生态系统保存完整、代表性强，核心资源集中分布或生态脆弱需要休养生息区域，建立冬虫夏草野生种质资源保护基地。
据记者了解，业界呼吁青海省政府建立冬虫夏草保护区始于2010年。魏立新提出，在确保冬虫夏草和生态环境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可开展冬虫夏草管护巡护、生态修复、调查监测等活动，进行非破坏性科学研究观测、标本采集，既有利于科研，让冬虫夏草物种得到更好的繁衍和适度的开发，又有利于增加地方农牧民的收入。
“如果能有保护基地，我们的冬虫夏草就会得到更好的保护，我相信牧民也愿意基地设立在自家草场。”格扎说。(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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